古人“空桑偶得”自然發(fā)酵的酒，距今已有7000年。然而，直到明代華亭柘林人何良俊（今上海奉賢柘林鎮(zhèn)人），在《四友齋叢說·雜記》中用了“黃酒”一詞，或許命名才算乾坤已定。
筆記體的《四友齋叢說》初刻于隆慶三年（1569年），其“雜記”部分有這樣的記載：“即同至酒店中喚酒保取酒。酒保持黃酒一大角，下生蔥蒜兩盤，即團坐而飲。”寥寥數(shù)語，內容卻十分豐富，它被《辭源》“黃酒”一詞釋為首例，可見其權威性。
“黃酒”之名雖然遲到，文字記載的酒：“臣請薦脯，行酒二觴”出現(xiàn)在《吳越·春秋》中，至今卻已有2500年。那時的酒或許是“濁酒聊可恃”“三杯兩盞淡酒”“一杯薄酒休辭醉”……這些“會須一飲三百杯”的酒，雖是詩人的夸張，倒也說出了酒之初是濁酒、淡酒、薄酒，是“醪醴之味”，與甜濁的家釀米酒相似，而與如今“酸甜苦辣咸鮮”六味齊全的黃酒，則相去甚遠。
由此要問：從米酒到黃酒的蛻變究竟在何時？遍翻涉及釀酒的著述，從我國現(xiàn)存最早的農學著作、北魏的《齊民要術》，到北宋的《北山酒經》；從明代的《本草綱目》《天工開物》，到養(yǎng)生專著《遵生八箋》等等，面對卷帙繁復的古代釀造技術，有專家說，作為一種猜測，類似紹興黃酒的工藝，很可能在南宋時就已基本成型。這一模糊說法，令人難以釋然。同時，承載著詩人和文武之道的酒，隨著世事巨變，其作用是否也有各種變化？疑問種種，或許我們能借詩人的作品窺其一角，截獲這些演變的若干端倪。
詩酒相親，“一部中國古代詩歌史自始至終都和酒文化勾連在一起”，它是中國文學最具浪漫色彩的部分。酒之初，以祭祀起，然而在最早的文學作品《詩經》中，酒字出現(xiàn)了63次，尤其是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，全詩五章，描述了上層貴族飲酒、醉酒的完整場面，第三章寫了未醉到醉的過程，節(jié)奏滯緩，這一“側面”，或許與酒之淡薄有一定關系。酒與詩的關聯(lián)發(fā)端于《詩經》，到了曹操的《對酒》《短歌行》等，有了“慨當以慷”以解“天下歸心”之憂的意思，自此，酒成了帶有政治色彩的“玉漿”。當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嵇康、劉伶等飲酒之詩和《酒德頌》的出現(xiàn)，“銜杯漱醪”，唯酒是務，借酒澆愁，酒也成為避禍之“利器”。與他們不同的是，晉末大詩人陶淵明的《飲酒詩二十首》，他歸隱田園，雖“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”，詩中表達的意思卻是高潔的道德情操和安貧樂道的生活情趣，或許這也是他所說的五味雜陳的“酒中有深味”。
唐朝詩人的飲酒詩浩如煙海，名篇迭出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而詩仙李白的《將進酒》是其中的最高峰，把“人生得意須盡歡”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組合在一起，一舉將酒的品質和喝酒時的狀態(tài)，黃河之水般傾瀉而出，磅礴之勢，無人能出其右。而李白在《客中行》中一句“玉碗盛來琥珀光”，則描述了使人艷羨的美酒之色，它如此接近黃酒的“標準色”，或許也為之后的黃酒，奠定了醞釀方向。與唐詩一樣，宋詞也是無酒不歡，辛棄疾的“醉里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”；柳永的“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曉風殘月”；蘇軾的“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”等等，都是名句名聯(lián)。更有陸游《釵頭鳳》里的“紅酥手，黃縢酒。滿城春色宮墻柳”，描述了自己與原配唐氏被迫分開后的相思之情，此曲催人淚下，也標配了酒在愛情詩上的獨特作用。
詩與黃酒幾乎相當于“同胞手足”，而黃酒，如同詩歌的多樣化，并非只有琥珀色、淡黃色，它還有褐色、黑色、紅色、棕色等。筆者近年曾專程去溫州泰順，覓得當?shù)卦∶褡葬劦募t色黃酒，它的釀制過程與其他黃酒基本一致，只是酒曲用了當?shù)貍鹘y(tǒng)的紅曲。而來自山東即墨的黃酒則呈黑紅色。這些似乎印證了黃酒界一位前輩的說法，黃酒之黃，并非只指酒的色澤，還包含有炎黃子孫的“黃”、黃色人種的“黃”、祖先發(fā)源于黃河流域的“黃”。黃酒是炎黃子孫的酒、中華民族的酒。
正值新年，把酒言情之際，也需要知道，這是古老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有力象征啊。（完）
